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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漱溟多次强调自己不是学者

浏览次数:147 时间:2019-11-09

1966年,艾恺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在哈佛,艾恺读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期,主流思潮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但少时不曾读孔子的他,竟在这种时候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这让艾恺觉得“太有意思了”。梁一辈子,主要致力于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梁漱溟研究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没有 Twitter,但有微博。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汉办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人大举行,著名汉学研究专家艾恺与会。会议结束后,艾恺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专题讲座。趁着访问客人的空隙,记者采访了这位梁漱溟研究专家。

他的中国朋友葛剑雄称,其普通话说得比好些中国人还标准,单闻其声,很难想到是位外国人。上世纪70年代,沈阳杂技团访美,某州长宴请,他翻译“略备菲酌,请各位赏光”,让中国客人一时发懵。

意外的“发现”

他,就是享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的汉学家艾恺。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66年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记者见到因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来京的艾恺,他正为前晚在某高校与学生“聊梁漱溟”互动欠佳而有小小沮丧。怕饭桌寒暄耗时的他,推掉共进午餐,在外研社餐厅吃了碗面条。

在哈佛的博士班,艾恺所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五四时候,主流的思想都是要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而他还在为中国固有文化做辩护。”

艾恺中文听起来的确够棒,尽管遇到“agritourism”想不到对应的说法,他不知道中国已有了“农家乐”之类的词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出门前,曾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却投净业湖自尽。此外,梁漱溟为农民说话顶撞毛泽东等经历,都让艾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上去,他也足够了解“中国”。访谈间提及梁漱溟对他讲过毛泽东“傲慢”,艾恺自言自语起来:“‘十八大’了,说这个合适吗?”

此时,西方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去台湾继续学汉语之前,艾恺去看史华慈,他对史华慈说,自己想写关于梁漱溟的博士论文。史华慈说,好啊,你觉得和当下有关系吗?艾恺回答说,非常有关。

发现梁漱溟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来不了,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正是借由艾恺给梁漱溟做的口述,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知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晚年所思所言。

而艾恺促进梁漱溟著作在台湾出版的过程也颇富戏剧性。在1969,1970年的台湾,梁漱溟的书列于禁书,不许出版。他一个周姓学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当训导主任,开有一个书局。艾恺从美国带来了梁漱溟差不多所有著作的复印本,周先生准备重新出版。印刷装订好之后,却被周先生在大学里的一个对手举报,结果书都被没收。

最初艾恺留意梁漱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硕士论文时。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父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当时的艾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批判运动很感兴趣,因此看到几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不过当时没有引起艾恺特别的兴趣。

过了不到一年,有一位知识分子把梁漱溟的《中国民主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出版了。在那本书里,梁漱溟把蒋介石和袁世凯放在一起,经常有“现在的军阀如袁世凯和蒋介石”一类的词,所以,他就把书中蒋介石的名字抠掉,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1966年,艾恺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在哈佛,艾恺读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期,主流思潮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但少时不曾读孔子的他,竟在这种时候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这让艾恺觉得“太有意思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艾恺成了头几个访问美国的中方代表团翻译,忙完这些后,艾恺开始做博士论文。他对梁漱溟的风骨敬佩不已,怀着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他定义为一个注重实践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看做是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查阅越多梁漱溟的资料,艾恺窥得越多梁漱溟的“悖论”。譬如,他反对武力,却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做了朋友。

伯克莱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了艾恺一个奖学金,让他到加州州立大学写论文。1975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把论文寄了过去,看过的人觉得很好。此时,对中国具有深厚感情的谢伟思,正在加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工作,想出版艾恺的论文,艾恺拒绝了,后来又忙里偷闲,加了三章。这本《最后的儒家》于1979年出版,并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此时,西方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几近空白。

几番曲折 几番离合

艾恺把梁漱溟定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碍于当时中美关系,他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研究对象,只得赴台湾与香港收集资料,寻访其故交旧友。

此后,艾恺曾到大陆,提出要见梁漱溟,结果没有回应。他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但只看见碑座,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后来,艾恺才知道,梁漱溟1966年挨斗以后,原来住的房子被占了。当时,梁先生和太太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书桌,也不许他见客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文化交流渐频。1973年,艾恺以美方访华翻译身份,来到北京。他提出要见梁漱溟,被工作人员婉拒,抱憾返美。

艾恺的著作出版没多久,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个老学生打来的,他刚从中国回来,并看见过梁漱溟。他告诉艾恺,梁先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是梁漱溟新居木樨地22号楼的邻居。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并将书寄给他,同时另寄了一本到政协。梁漱溟收到后,写信邀请艾恺来大陆访问他。

1975年,艾恺博士论文完成。1979年,论文《最后的儒家》出版,并获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接到梁漱溟书信的艾恺大喜过望,他立刻想办法来华。令他惊喜的是,这个人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直到此时,他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最后的儒家》抓住了梁漱溟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这部书,让梁漱溟在西方汉学界被“重新发现”。

第一次见面后,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在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艾恺每一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的两边坐下,一支麦克风对着梁漱溟。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

陌生人来访

艾恺在访谈中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这些,在1986年的第二版中得到了纠正。

不久,艾恺在美接到陌生人来电。来电者姓胡,年过八旬,自称梁漱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中国抵美的胡老,告诉艾恺,梁先生知道了《最后的儒家》,并邀作者当面一叙。几个月过去,一名朱姓女学生,刚自北京来美与父团聚,在课后找到艾恺,手里拿着“梁伯伯”“文革”后乔迁新居的地址。艾恺按这一地址寄去了《最后的儒家》。收到书,梁漱溟给艾恺写了封信,希望两人面谈。

艾恺将梁漱溟称作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没有否认,当艾恺追问他是不是“圣人”时,梁漱溟否认了,他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

1980年,艾恺来京,在梁家的礼遇中,和梁漱溟有了长达两周的对谈。一支麦克风、一张小桌子,每天三小时。那一年,梁漱溟87岁,但思维清晰。1984年9月,艾恺再次来京,两人二次对话,时间一周有余。让艾恺称奇的是,91岁的梁漱溟,健康状况与87岁无异。1985年之后,艾恺与梁漱溟多次闲谈。1986年春,艾恺至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邹平,考察毕途经京,最后一次拜访了梁漱溟。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辞世,三四天之后,艾恺才到达中国,两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以《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为名在中国出版,并成为了畅销书——这是艾恺没有想到的。

1980年谈话后,艾恺发现,《最后的儒家》中,少数事实与梁漱溟所忆有出入。这些,在该书1986年版中得到纠正。1984年谈话,则让1986年版多出一个章节。

1984年9月,艾恺再次来到中国时,与91岁的梁漱溟第二次对话。他发现,梁先生的健康状况和上次见到差距不大。这次对话历时一个多星期。后来,他在1986年第二版《最后的儒家》中加了一章。

2006年,梁漱溟长子梁培宽把二人1980年“对话”在中国出版,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是当年的畅销书。1984年“对话”,被命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于2010年在中国出版。

1985年之后,艾恺与梁漱溟多次闲谈。1986年春,艾恺在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邹平考察回来后,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向其讲述了所见所闻并录音。回美国后,他给梁漱溟写信,梁漱溟将其来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有些谈话未入书

以1984年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也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版。但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艾恺三四天之后才到达中国。至今,他仍然为此感到遗憾。有学者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艾恺说,梁漱溟认为是成功的,而他自己在邹平的考察也可以认为,“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没有失败。”

因为艾恺整理的两本“口述”,很多中国读者都认为,众所周知“敢顶撞毛主席”的梁漱溟,晚年对毛泽东是欣赏的。据记载,1980年,艾恺问“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梁漱溟脱口而出:毛泽东!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弘

对这一细节,艾恺对记者强调,应做如下理解:“因为他一讨论毛主席,就不能随便讲了,连他这么表里如一的人都……到底是在跟一个外国人讲话。”艾恺回忆:“1980年,我问他和毛的关系,他立刻说毛泽东了不起,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不过梁公没有说别的什么,也不赞美。我也问他‘文革’有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梁先生说‘谈不上,谈不上’。”

【书摘】

艾恺称,当时有些谈话,并没有收入这两本书。“譬如,1938年,他俩在延安一起谈话。当时梁公觉得,毛很骄傲。有时候他们在一张小桌子边讨论,但好几次他们谈,不是这样谈,而是毛躺在床上。有张照片,是毛躺在一边,梁先生坐在他后边跟他讲话,他连看都不看梁先生。当时两人讨论中国问题,梁先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点,毛强调中国社会跟别的社会的共同点。马克思主义。他们俩讨论了半天,结果还是各持己见。”

艾恺论梁漱溟:王阳明的隔代传人

言及此,艾恺感慨梁公“容人”:“只要大义在,傲慢都是小节。我太佩服他了,一个真正的君子,不把得罪他或侮辱他当一回事。这种人少。我就见过这么一个。”

他在担任北大教授的时候做学问,写了书才出名了,成为学者。但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实践的态度。他总是要想办法实行他的思想,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的,为了学问而做学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不只要表达他的思想,反而,他一直觉得光有理论而缺乏实践是没有用的。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则,他的儒学思想属于王阳明派的传统。就是这个原因,他最欣赏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杜威,他一样重视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他自己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的确如此。他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学问。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他一辈子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

梁漱溟究竟是否属于某种学派吗?是的,我想他应当属于王阳明的学生所创立的泰州派的一分子。梁漱溟一辈子就是知行合一,这个自然和王阳明派重视实践的特色相关。梁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有任何儒学思想家可以被当成他的思想导师的话,那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和朱熹不同,他不是一个象牙塔里头的哲学家,大半辈子都以行动闻名,从事各项行政管理专职,包括军职。梁先生从来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在加入政协常务委员会之前,他当然属于一位行动派人士,他甚至经历军事历练,他曾在抗日前组织了邹平县民团)。和他的导师一样,梁漱溟同样重视实践和行动。(摘自艾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

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原文链接:[新京报]艾恺:在西方“发现”梁漱溟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书名的由来。

“这个世界会好吗?”记者问。

艾恺称,自己的答案,可能异于梁公。“我不能说乐观,有一些悲观的成分在里面。梁先生才是真正的乐观派,无论怎么样,他觉得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情况会越来越好。”

“可能实践派、喜欢做实事的人都是这种态度。”

“对,不然他们不会做。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做。”艾恺一声叹息。

《最后的儒家》的附题,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在艾恺看来,现代化带来的“两难”不可避免,于每一个社会都如此,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尤为深刻。“人类的历史,有点悲剧成分。譬如现代化,这个词带来了很多利,分工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很多不利。所以,没有纯粹的进步。”

对梁漱溟昔日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艾恺认为,实践还是成功的。“我在邹平寻访过许多人,时至今日,还有人谈论当年棉花运销合作社的成功,记得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介绍的新牲畜品种,或棉花品种的优良。我还发现,今天中国有梁先生的效仿者,譬如重庆巫溪的‘绿色乡村建设’。梁先生播下的种子,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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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 ——艾恺眼中的梁漱溟

“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这的确是梁漱溟人生的独特之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公在中国文化学院讲学,演讲中说了这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他用了足够大的音量去说这句话。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位学者。他也斩钉截铁地亲口对我说了好多次 “我不是一个学者”。这句话不无道理。 梁公一生中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虽生于传统的中国家庭, 却没有背过四书五经。

虽然梁公常被人当做是“学者”、“哲学家” 或“思想家”,我也觉得这些看法都正确,但纵观他一生的行为表现, 他更倾向于行动派, 而并不是单纯从事思想活动。 1911年中学一毕业,他就加入同盟会;之后又做过报社记者,四处体察社会实际;接着在当时政府司法部工作;北大教了几年书以后,他离开学界,投身于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抗战期间, 成立了民主同盟, 初创了《光明报》(日后的《光明日报》);抗战后,他在国共和平谈判中当了“居间协调人物”;1950 年,毛主席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他说“把我留在外边不是更好吗?” 好多次,他很得意地跟我说他没有做过一天官。

他是一个思考者,但并非为了思考而思考,而是要想办法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在他看来,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他一辈子“知行合一”, 与王阳明派重视实践的特色相关。梁先生曾对我说, 如果有人可以视作他的思想导师, 那个人就是王阳明。

他一辈子,主要致力于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

1917年,梁公在北大教授佛学。到北大就任教职后的第一部著作,便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借此文呼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努力,以求减轻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带来的痛苦。

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 梁公也提出行动计划,在他看来“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对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梁漱溟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 他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在20世纪50年代,他也不做喊口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称他“最后的儒家”。

(本报记者朱玲 根据艾恺2012年11月在北京高校演讲部分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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